关于产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分析

作者:凯发k8下载地址  来源:  时间:2021-12-14 15:58  点击:

  产业园区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在“30·60”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约束下,如何实现低碳发展是其面临的重大挑战。总体看,我国产业园区产业结构普遍偏重,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总量偏高,减碳的压力偏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偏大。但同时,产业园区在推进“双碳”工作中也有自身的优势,对园区发展也是全新的机遇。对此,本期《理论周刊》邀请专家从国外经验、国内现状、减碳的优劣势等多个角度,就如何有效、有序推进产业园区减碳和零碳发展,进行深入探讨。

  以产业园区为载体的区域聚集发展模式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个典型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各类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有力带动了区域和全国的经济增长。作为制造业的主要载体,产业园区成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环节,如何有效、有序推进产业园区减碳和零碳发展,是直接关系到“30·60”目标实现的重要抓手。

  (一)现代环保主义兴起,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共识。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就警告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但一直未引起社会关注。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起点,西方国家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才开始反思对自然“索取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此后,虽然经历了《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等波折,但总体上,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进程。2019年9月20日,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了《气候行动计划2030》,并进而于2019年11月1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碳中和的目标与时间;同年12月,欧盟推出《欧洲绿色新政》作为引领欧洲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指导文件;2020年3月,《欧盟气候法》草案被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拟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各成员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产业结构轻量化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发途径。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顺应各国的资源禀赋自然演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两轮转移之后,总体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新兴市场国家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布格局。反映到碳达峰、碳中和上,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由重转轻的过程,客观上导致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逐步衰减,从而自发实现了碳达峰,甚至碳中和。

  (四)新兴市场通过绿色低碳改造也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偏重,但一些国家通过绿色循环低碳改造,也探索出了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觉途径。韩国蔚山国家工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蔚山国家工业园是韩国于1962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以汽车、石油化工、造船、有色金属和造纸业等重工业为主要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蔚山市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是韩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为了解决污染问题,实现工业与自然和谐发展,蔚山市在2004年制定了建设“蔚山生态市”战略,其中一个重要的行动就是推动蔚山国家工业园向生态产业园转型,即减少污染排放以提高生态环境自净能力,建设园区内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网络搭建产业共生体系,从而实现更高的资源产出效率,最终实现了循环高效的绿色低碳发展。

  (五)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在世界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诸多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市场经济手段之一。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是世界首个、也是最大的跨国二氧化碳交易项目,涵盖欧盟成员国以及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覆盖该区域近半数的温室气体排放,为11000多家高耗能企业及航空运营商设置了排放上限。欧洲电力行业是受到排放限额管制、履约减排的重点行业,自2013年其全部通过拍卖获得碳配额。

  (六)强化碳税政策工具使用可能会成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增加税赋来提高含碳化石能源价格,以促进能效提高和资源节约利用,相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欧洲几个发达国家是全球碳税征收的先锋,尤其以北欧四国为代表,从北欧向爱尔兰、冰岛、西班牙、法国、瑞士和英国等国逐步推广开来。目前,欧洲是全球碳税征收最为成熟的地区。碳税作为一个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工具,对北欧国家减少碳排放、降低能耗、改变能源消费结构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

  (七)提前布局能源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能源转型的趋势是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碳排放,建立低碳甚至零碳的能源系统。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方面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是发展可再生能源。2007年3月,欧洲理事会便提出《2020年气候和能源一揽子计划》,随后又陆续发布了《2050年能源路线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全球逐步将减少煤炭生产和消费提上日程,截至目前,欧洲共有15个国家先后宣布退煤计划,其中比利时、奥地利和瑞典三国已率先实现电力系统去煤。

  (八)绿色金融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金融可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领域:一方面控制并收紧涉及化石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通过资本向传统化石燃料企业施压,迫使其向低碳燃料供应商转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更环保的领域,以绿色投融资,促进能源转型、能源可持续性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欧盟委员会确定绿色金融资金投入的三大优先考虑领域,其中面向未来的清洁技术和可再生能源为第一优先领域;第二优先领域是能源效率,特别是改善公共和私人建筑物的能耗水平;第三优先领域是创新能源技术,包括智能交通工具、智慧基建、大数据等。

  (一)建立组织保障与考核体系。我国于2007年6月12日便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最高议事机构。自“十二五”开始,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

  (二)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6.9%;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均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三)注重能源结构调整与节能提效。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建立能效“领跑者”制度,健全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强化节能法规标准约束,发布实施340多项国家节能标准。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已由2005年的72.4%下降至2020年的56.8%,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5.9%;同时,煤电机组供电煤耗持续保持世界先进水平,2011年至2020年,中国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8.7%。

  (四)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先后在10个省(市)和77个城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在组织领导、配套政策、市场机制、统计体系、评价考核、协同示范和合作交流等方面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自2011年起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截至2021年9月30日,7个试点碳市场累计配额成交4.9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额约119.78亿元。

  (五)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我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2010年至2020年,全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约1.08亿亩;“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6.37亿亩;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

  (六)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治理。作为《巴黎协定》(2015)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全球各国开展气候对线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积极参与国际《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七)完善法规政策体系。2010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4年,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首个应对气候专项规划;2020年,启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2021年,我国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一)挑战。一是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总量偏高,减碳的压力偏大。产业园区通常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出集聚地和能源生产、消耗的大户,因而也就成为碳排放的高地。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测算,2015年,全国213家国家级经开区的能源消费总计为3.89亿吨标准煤,占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按照碳排放测算,则为1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同期全国排放的9.4%,减碳的压力和空间均很大。

  二是碳排放以工业(包括能源活动)排放为主,减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大偏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2016》测算,能源和工业生产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我国碳排放的99.9%。不同于传统城市以人口聚集为主,开发区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开发区也通常集聚了当地主要的制造企业,消耗着大部分的能源。因而,在碳排放结构上,工业排放一般占据开发区碳排放的大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存量企业的低碳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任务艰巨。一旦碳减排进程过快、要求过高,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本负担沉重,如果再叠加改造的技术可行性受限,短期内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压力巨大。

  三是产业结构偏重,加剧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近年来,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要求下,各地纷纷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但在当下,多数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仍然偏重,高固投、高资本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巨。

  (二)机遇。一是节能减排基础较好,单位碳排放相对较低。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保守测算,2015年,全国工业园区贡献了约50%的全国工业增加值,即117484亿元,其二氧化碳排放为282324万吨,由此估算出工业园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2.4吨/万元,比同期全国水平低39%。

  二是产业链集聚效应明显,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基础深厚。作为产业集聚的物理区域,产业园区一般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产业构建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地。因此,产业园区天然具备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集聚的禀赋,市场要素从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传递的过程,本身就契合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的要求。

  三是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和供给相对集中,低碳改造的交易成本较低,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在水电气热等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方面,多数产业园区通常采取管委会下属企业集中供给的模式,即园区管委会通过设立专门的企业,集中提供园区企业的水、电、蒸汽、天然气等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因此,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进行集约式和低碳化改造,尤其是构建综合能源管理体系,统筹水电气热的循环生产和在不同时段的转换储备,在技术上和制度协调上都具有可行性。

  四是企业科技含量普遍较高、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较强,对低碳改造的微观基础相对扎实。产业园区汇集了当地的优势资源和企业,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体表现为:园区企业普遍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实力,不少企业甚至是行业龙头,具备开展低碳改造的意识和条件;部分园区不乏提供生产流程改造方案和服务的企业,低碳改造的产业生态相对完善。

  五是金融资源相对富足,低碳改造的资金支持相对有力。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通常是金融机构关注和服务的重点,不少园区本身也是区域金融的集聚区,如泰达开发区汇聚了所有牌照类型的金融机构,是国内少有的“全牌照”开发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天津市的近五分之一。在“双碳”成为国家战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充裕的金融资源有力支撑了绿色低碳改造的进程。

  六是“双碳”战略提供了园区发展的全新赛道。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传统的模式需要转型,传统的市场需要切换和提升,产业园区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培育了全新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批新兴企业,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对于产业园区而言,既意味着新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机遇,更是存量企业改造升级的市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可以成为园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一)以市场力量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兼顾“双碳”工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把以往忽略的外部性重新施加给每个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双碳”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当然,从事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来看,“双碳”工作也同时具有社会性。因此,在推进“双碳”工作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利用好政府在纠正市场扭曲和引导合理预期中的积极作用,兼顾绿色低碳、零碳发展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二)紧扣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做好顶层设计。碳达峰、碳中和是未来三四十年持续推进的战略工作,因此,如何结合全球、全国的规划,同时符合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财税实力等实际,制定园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这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以能源系统重构为基础,建设综合能源体系,实现能源系统绿色清洁低碳化。鉴于能源消费形成的碳排放在产业园区排放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份额,园区减碳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重构传统高碳、偏煤的能源系统,以煤改天然气为开端,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配套储能设施建设,加大外购绿电比例,理顺能源生产、传输、消费之间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以传统能源为基础、多种清洁能源共同参与、各种能源形态智能转换的分布式能源综合管理体系,以此作为园区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推进园区低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引导存量企业流程再造和工艺重塑,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终的实践主体。落实到已有的存量企业,应以节能降耗减排为抓手,引导其采用更高效工艺,再造工作流程,实现效率提升、能耗减少,最终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五)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共同推进园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培育新兴“双碳”产业,引导建立循环共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化。针对大多数园区产业结构偏重、排放偏大的不足,应以市场竞争为主要手段,结合政府引导,共同推动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有序升级改造或淘汰,引导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低排放甚至零碳排放企业加快发展,推动园区内循环共生发展,建设绿色低碳产业链,实现园区主导产业的低碳化和高价值化。

  (六)善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打造绿色低碳金融生态。鼓励金融机构善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双碳”政策工具,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并不断丰富绿色低碳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双碳”发展的能力,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绿色评级、咨询、保险、投融资等“双碳”金融机构,完善碳配额和碳减排交易市场,稳步扩大交易品种和市场规模,构建服务“双碳”、品类丰富、风险可控的绿色金融生态。

  (七)开发碳税、低碳补贴等财税工具,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和研发固碳技术、工艺。密切关注全球碳税征管最新动态,针对“双碳”工作中的典型场景和产品,可采取试点先行,稳步推开的方式,积极研发和实施包括碳税、低碳补贴等财税工具,引导市场主体主动开展节能降耗减排,促进固碳技术加速产业化,服务碳中和目标。

  (八)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低碳改造,扩大循环利用范围,增大正向溢出效应。产业园区一度被称为“孤岛”,在长期的发展中,与周边城镇的融合发展不足。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中,产业园区应主动走出“孤岛”,加强与周边城镇在能源供给、污染治理、产业协同发展、民生配套、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协作,把园区循环共生范围扩展到周边城镇,共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同时,主动参与周边城镇的交通出行、城市建筑等领域的低碳改造,发挥协同推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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